[云南名人] 《昆滇往事意识流》之 云南曲艺泰斗“小地梨”（八） 《昆滇往事意识流》之

40后

《昆滇往事意识流》之

云南“曲艺泰斗”小地梨（八）

六盘水沸腾了

        1982年6月初，贵州省六盘水市文化局局长雷宗璐邀请董长禄到该市举办相声、快板培训班，为建党六十一周年的纪念晚会演出做准备。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把“生坯子”（门外汉）训练出来参加演出，还要具有一定水平，不是件容易的事。董长禄考虑到此行可以为六盘水培养一批曲艺骨干，对开展群众性的曲艺活动、推动曲艺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就爽快地答应了。
    经过一个月紧张的教学、示范、背词、排练，精选出了包含相声、贵州方言相声、金钱板、快板书、数来宝、谐剧等曲种的八个节目，由董长禄进行重点辅导参加演出。
    晚会上，这个曲艺“速成班”的表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由培训班学员、火铺煤矿矿工穆鹏、王贵蓉表演的相声《碰壁记》（董长禄创作）令在场的领导和观众刮目相看——女人也能说相声!她们的表演获得了满堂彩；彝族学员安江、邓德沛表演的贵州方言相声《移风易俗办婚事》（董长禄创作）大受观众青睐，一句一个“包袱”（强烈的舞台效果），笑声从头到尾不间断。
    第二天的座谈会上，师专的教师谢应钦说：“这个晚会的热烈场面可以说是盛况空前。特别是董老师表演的节目，连连返场七次都下不了台，观众掌声不断、笑声不断，高喊‘再来’、‘再来’。剧场的容量是一千个座位，结果中间和两边走道上都站满了人，足有一千五百人！这种高质量的曲艺演出，在六盘水是没有先例的。”贵州省派驻六盘水的记者作了专访，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举办曲艺培训班的消息和演出盛况。

短命的“云南省相声艺术团”

        1983年初，群众艺术馆领导要求曲艺辅导组组织一个相声队赴东川矿区，一方面办培训班，一方面对外公演。而且公演要打出一个既响亮又名声大的牌子。董长禄坚持打“云南省相声艺术团”的牌子，领导说要请示省文化局。请示才送上去，文化局就同意了。虽然没下正式文件，但毕竟承认有个“相声艺术团”了。
    “云南省相声艺术团”由副馆长张建工负责，表演相声兼唱歌；群艺馆董长禄担任艺术指导兼演云南方言相声；群艺馆欧光慈担任舞台监督兼演相声；群艺馆王春芳弹电子琴兼唱歌；借市群文馆的黄叶弟表演方言相声兼管财务；借军区曲艺队李卓表演相声、快板，刘朝说评书兼报幕；借省话剧团陆国鑫前站联络兼舞台灯光。
    九个人的团，八个演员组织一台“笑的晚会”，节目的形式和内容都很丰富：有云南方言相声、化妆相声、对口相声13个；快板书6个；数来宝2个；评书4个；男、女声独唱、对唱12曲。以当时的水平，无论演员阵容、节目品种还是演出质量都可以算得上乘的。
        4月11日首场演出，这是个星期天，连续演了4场，除了一场是学校包场外，其它三场都是售零星票，场场全满。
    在东川市为群文馆干部及业余曲艺爱好者办了一次培训班，为工人疗养院慰问演出一场后，“相声艺术团”即赴各矿区演出。东川矿区矿点分散，条件非常艰苦，有的在山坡上，有的在山沟里。像“烂泥坪”矿区，是常年积雪的风雪垭口，太阳一出积雪融化，满沟都是烂泥，工人们常年只能穿雨鞋。矿区的文化生活十分枯燥，除了东川京剧团外，没有其它剧团来过。相声团的演出受到广大矿工的由衷欢迎。
    离开东川到了鲁甸县，当地中学包场，希望演出“五讲、四美”的节目，配合对学生的宣传教育。
    演出预定下午四点开始，可学生进场后，突然停电了。急忙到配电所查问，门上一把锁，根本找不到人。听县花灯团的同志说：“因为你们没给配电所送票，才停你们的电。历来如此。”董长禄十分生气，找到配电所所长，对他说：“我们不是单纯的演出团体，是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扩大‘五讲、四美’的宣传来的。你们这样做，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宣传任务，我们只好不演了。回昆明后如实向上面汇报你们的这种恶劣作风。请你们考虑后果!”所长一看董长禄态度非常严厉，答应去找电工。将近五点电才送来。
    到了人称“三川半”的昭通，因为临近“五.一”，各剧场演出都已安排满了。昭通市文化局、总工会希望相声团到云南天然气化工厂（简称“云天化”）作一次慰问演出。
    当时云天化正在建设之中，地处偏僻，条件很差，从昭通要走三天才能抵达，而且路烂泥滑，大的演出团体都不愿去。相声团人少，行动方便，还可以沿途边演边走。
    在云天化演了两场就满足了职工家属的需要。金沙江对岸的宜宾电厂得知消息后，就把相声艺术团请到电厂演出，一天三场，两天就演了六场。
    旅途颠簸，连续演出，晚上又睡不好，劳累过度使董长禄的尿血症加重，小便困难，尿出来的全是血了。本该休息的，但演出既然打着他这个老艺术家的牌子，到时不上场，对不起观众，他怕影响不好，况且只有两场了，就没对其它人说。
    晚上演出完了回到招待所，上厕所时被黄业弟发现，惊呼“董老师来yj啦！”马上告诉了张建工，几个人一商量，决定天亮就让陆国鑫陪董老师坐火车到成都治病。
    上了火车，董长禄就没在座位上坐多久，基本上是在厕所里度过的。这时，他才感到自己的病已经不轻了。
    第三天张建工带着其它演员也到了成都，大家统一了意见：成都医院没有能确定病源，董老师住院又没人照顾，而且病重不能耽搁，全体返回昆明。
    董长禄病了，大招牌倒了，“云南省相声艺术团”也就夭折了。

上北京治病
尽得好人相助

    回到昆明，经医院检查，初步诊断为前列腺肥大、膀胱结石。那时医院的风气极坏，没有关系，没有后门想住院几乎不可能，董长禄又坚决不愿“上贡”，决定写信向侯宝林求援。
    侯宝林很快就回信了。他在8月30日的信中恳切地说：“我首都医院（协和）无直接关系，古人又说‘荐卜不荐医’……如果下决心来京治病，我一定辗转托人，尽全力支持。从现在起你每天吃一盃酸奶，吃一次蜂乳，用高蛋白增强体质。再做些简单活动，如散步等。”
    在那个年代，要上北京就医是非常困难的：一、必须是疑难重症，昆明无法医治才出具转院证；二、必须本单位允许才能报销。董长禄想到老朋友关肃霜名声大、熟人多，就求她帮忙。关肃霜十分豪爽，满口答应，反复托人、几经周折终于弄到了转院证。
    有了转院证还必须有省卫生厅的出省就医证明。省群艺馆的徐菊华又想办法找到卫生厅的熟人，好话说了无数、磨了半天嘴皮，终于把证明办下来了。
    那时火车票难买，卧铺票更难买。尤其是国庆前夕，没有熟人，别说是卧铺票，就连张硬座票都买不到。群艺馆张由冉的爱人在铁路局幼儿园工作，千方百计托人搞到一张卧铺票。
    买票的时候，董长禄的爱人李宝华还没决定去不去北京，票拿到手了，她担心丈夫一个人在北京无人照顾，又决定要同去，再找张由冉已经不好意思开口了。董长禄想到崔小平（崔小力之兄）是自己的学生，他的妹夫李卓在铁路局工作，他也许有办法。结果李卓挺干脆，把李宝华带上车交给列车员，竟然还补了一张下铺票。
        1983年国庆前夕，董长禄在爱人的陪护下到了北京。从小患难与共的结义妹妹淑媛（富贵花）一家热情接待。淑媛家人厚道，邻里关系很好，跟居委会一说，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马上为他们办了临时居住证。
    正赶上侯宝林到唐山讲学、参加天津曲艺团建团三十周年庆典，到10月底才回到北京。董长禄给侯宝林打电话，请他带自己去医院，侯宝林说：“寸着（行话，慢着、等等的意思），寸着。”董长禄说：“您马着（快）点儿吧，我寸不住啦。”
        10月28日一大早，侯宝林就骑自行车来到淑媛家，带董长禄到北京第一附属医院就诊。
到了外科，科主任丁谦认真地给董长禄作了检查，认为病情不轻。侯宝林指着董长禄对丁主任说：“这可是好人哪。”侯宝林一语双关的幽默话语，逗得丁大夫乐不可支。丁大夫让董长禄马上住院，还特意调整了病床，让董长禄住进了二人间小病房。
        11月28日，丁谦主任亲自主刀，为董长禄顺利地做完了手术。
    事后，董长禄问外科的小王大夫，为什么整整一个月时间才手术。
    小王大夫回答：“您是侯老介绍来的，万一出点儿问题，影响可就大啦。院长、副院长都亲自来会诊过两次，研究治疗方案，最后确诊不是癌症才给您动的手术。”

南宁办班

        1985年3月，董长禄应广西壮族自治区群艺馆、南宁市群艺馆、南宁市音乐舞蹈曲艺工作者协会之邀，到南宁开办曲艺培训班。
        1981年，广西区群艺馆的万立仁在苏州参加全国曲艺（南方片）调演时与董长禄相识。交谈中，他对董长禄“不把曲艺搞上去死不瞑目”的决心十分钦佩，两人想法合拍，相见恨晚。万立仁诚恳地邀请董长禄为南宁举办曲艺培训班，助他们一臂之力。回广西后，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征得各级领导的同意开班了。
    南宁为董长禄安排的食宿是单间房每天五元，伙食单开每天三元，一个月要二百五十元，在当时算比较高的开支了。
    董长禄心里算了一笔账：这个班的经费是三家凑的，拢共只有三千元。要解决学员的补贴、培训班的资料、零星杂费、自己往返的旅费，经费已经捉襟见肘。如果自己的食宿费用再占去二百五十元，就实在太少了。他对群艺馆领导说：“我不住招待所，就住办公室。只需要花一块钱租套铺盖，晚上铺在办公桌上睡觉，白天卷起来办公；吃和学员一样买饭票。这样上课、辅导、排练、生活和学员打成一片，既方便工作，又节省开支，两全其美。”南宁方面看董长禄态度诚恳，就爽快地答应了。
    南宁培训班学员的基础比较好，有的经常登台演出，辅导起来省心、省力得多。一个月的时间，排出了四场相声、五场快板书、一场方言独角戏、一场方言故事、一场哑剧，加上男、女声独唱、二重唱等二十多个节目。
    培训班结业时，决定对外公演四场。董长禄提议到广西大学等高等学府演出，有人担心大学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看得起曲艺吗？董长禄对他们说：“只要我们的艺术达到一定的水准，就是教授也会鼓掌欢迎的。旧社会我在一个小茶馆演出，就经常有大学教授来看，比如西南联大的教授吴晓铃、云大医院外科专家兰瑚等。这就是古人说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首场演出是广西大学。演出前学生会做了两手准备：尽量动员本校同学买票；如果票卖不完，就送给友校的同学看。没想到，开演前票全部售出，购票的包括闻讯赶来的友校同学。演出效果出人意料地好，消息不胫而走，演出还没有散场，农业大学、师范大学、中医学院、水利学校就等在后台，当即拍板定下了包场演出。

担任省曲协副主席

        1980年初，省文化局召开昆明曲艺界座谈会，传达了“全国曲代会”精神。会后，选出“云南省曲艺家协会筹备组”成员：组长朱光甲，副组长董长禄，成员有张莹莹、宋兴仁、郑福源、黄海源。
    暂时还没有办公地点，开展工作非常困难，借了艺术剧院一间房办公。在条件简陋的情况下，筹备组成员团结一致，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还在筹备期间，没有专职干部，筹备组其他成员本单位工作走不开，每天在筹备组上班的只有董长禄一个人。在省剧协领导的协助下，他自报奋勇，承担起发展会员、调查云南省曲艺工作情况、与省群艺馆合办会刊《云南曲艺》、组织曲艺稿件、不定期地向曲艺艺人及少数已经申请入会的会员发放有关曲艺方面的文件和学习材料。年近六十的董长禄，一个人包干了到印刷厂印刊物、发材料、打包装等多项工作，劲头十足，就连到邮局邮寄都是他用自行车驮着送去。
        1984年3月28日至30日，中国曲艺家协会云南分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昆明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彝、白、傣、藏、纳西、哈尼、傈僳、汉等民族的曲艺工作者代表一百多人出席大会。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启宇、省文化厅副厅长高德林、省文联党组副书记杨文翰及省文联其他协会负责人和代表出席了大会开幕式或闭幕式。四川、贵州两省曲协的代表专程来昆参加大会。会议讨论了协会章程，经过充分酝酿，民主选举了理事会理事，选举马绍云为主席，朱光甲、董长禄（满族）、康朗甩（傣族）、尹明举（白族）为副主席。
    从1950年的“昆明曲艺工作者联谊会”到1984年“中国曲艺家协会云南分会”的成立，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历程。云南曲艺工作者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董长禄感到无比兴奋，他期待着，在曲协的带领下，云南曲艺再次腾飞。

箫寒

箫寒

董先生的相声在六盘水、南宁的红火说明了什么？

春之声

箫寒

箫寒